1950年生，三星镇林西村人。1976年去沪上买了枕头回来在缝纫机上学绣花，偷偷生产。1977年春把自制枕头套卖到上海江湾五角场，每对枕头赚2元。1977年秋带上150对枕头，转战武汉汉正街等。1978年冬，带上500对枕头来到河南洛阳，一部分由百货公司代销，大部分自己在小商品市场批发。1979年到南京夫子庙销售。1984年为支持时任三和人民公社管委会副主任的丈夫工作和带好孩子，不再做绣枕头套，那时没人知道她已是10万元户。后来，办过毛巾厂、房地产、家纺企业等。

　　曾经采访过嫁到通州区金乐乡的缝纫机绣花第一人施锦美，那时《三星乡志》认为，她是最早的人，但施锦美缝纫机绣花的时间不详，影响也不大。近日，原三星乡党委书记、后任海门市委副书记的曹建平说，缝纫机绣花有个大人物叫赵嘉芳，她还到叠石桥市场首个卖过尼龙布，她至少是做大缝纫机绣花第一人。

　　12月23日，记者找到在海门还在办厂的赵嘉芳及其丈夫张建平（时任林西村党支部书记，后任海门工商局局长），听他们讲当年用缝纫机偷偷生产和销售枕头套的故事。

　　1976年偷学缝纫机绣花

　　赵嘉芳在上海有小伯的亲戚，15岁就去上海走亲戚，结婚时买了缝纫机绣花的“上海枕头”，惹得小姐妹们羡慕不已。1976年她在村办企业皮件厂上班，工余就从上海买回的枕头模仿着学。

　　在上海买了尼龙丝面料和的确良布，自己做了7、8、9寸三种规格的绣花梆子，撤下缝纫机“牙齿”和“鸭脚”，把梆子放上去沿着印蓝纸或者铅笔画出的花来回绣，就这样缝纫机绣花摸索成功。赵嘉芳介绍，当时还没有划粉，先用印蓝纸、铅笔后来量大了用调好的烟囱灰，再后来用蜡纸针刺擦出图样来。厂里有近20名女工，后来陈建珍、沙锦芳、杨志琴等纷纷学会。

　　1977年春潜到上海叫卖

　　1978年底，中共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规定，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。而1977年赵嘉芳他们都是偷偷在家生产和销售的。当时，赵嘉芳家有一间小屋，窗帘布一拉，外面不知道什么。插村干部也查不出什么，夜幕下后来许多人家都在做。张建平介绍，那时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的，后来才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1977年有一天，全公社动用20多名基干民兵，搜到竹器、泥刀、缝纫机头等放满大队部两个房间。

　　1977年春天，在上海小伯的亲戚指点下，赵嘉芳来到上海江湾五角场和小区街道偷偷叫卖。因为是产品奇缺年代，而且她的枕头要比商场便宜一半，赵嘉芳的生意好得不得了，一对枕头就能赚当时的2元钱。这赚到钱，可以用来翻倍生产枕头。她还把卖猪羊的钱也用来当资本，白天厂里上班，晚上做到后半夜。这样生产够了就去上海偷偷卖掉，一年内一共去了四五次。

　　1977年冬到武汉遇管理

　　为了追求三星人未到过的地方，生意利润高。赵嘉芳想起了有亲戚在武汉，就带上150对枕头，肩上背两只，手里提一只，乘坐南通到武汉的轮船，卖了半个月，换到120斤全国粮票和350元钱。

　　那时，一部分枕头套悄悄批给汉正街的商贩，一部分自己来到地下商场门口偷偷卖“要枕头套吗，便宜”。有一天，她正在与人谈价钱，忽然肩上搭上一只大手，她转过身去，眼睛的余光瞥见同去的姐姐悄悄溜走，面前是市管所人员。“跟我们走一趟。”那年28岁的赵嘉芳，被两个男工作人员夹着，乖乖的来到他们的办公室。“哪里人？干什么来？”“江苏南通海门人，到武汉来看亲戚缺路费，就带来老家自己做的枕头，好卖掉当路费。”“有大队自产自销证明？”“我不懂，没带，但可以让他们赶快寄来。”

　　不知是工商怎样，他们对赵嘉芳说：“你这个人老实，不像其他人。武汉小偷多，当心穿军大衣三三两两的人。”留下两对枕头作抵押后，赵嘉芳离开了那里，并按照市管所说的到规定地方去卖枕头，尽管卖得少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地方，放心。

　　1978年冬到洛阳放心卖

　　也是跟风的人多，到武汉卖枕头的三星人多了起来，赵嘉芳决定到河南洛阳姑妈家那边卖。1978年12月底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，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，对家庭副业产品拿到集市上贸易也不再干涉。乘坐了16个小时火车的赵嘉芳，带着500对色彩款式很多的枕头来到洛阳，光明正大地联系百货公司等。

　　就这样在铁路局姑妈帮助下，大部分批发到百货公司等，一部分自己找到小商贩等批发掉，没有卖掉的就留给姑妈慢慢卖。

　　1979年，赵嘉芳去南京夫子庙摆过摊，之后很少外出推销了。因为，有人在东北接上了头，专门到三星上门收购。那时，她自己绣花，雇人缝边，实在来不及请别人帮着生产。1980年后还到杭州丝绸厂拿到二三十匹尼龙布做枕头，用不完，用自行车绑着到叠石桥竹棚市场去卖。